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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中国经济迈入转型攻坚的决战时期。这其中,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更为引人关注。转型成功,则不仅能够释放潜力、加快追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脚步,还能为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转型失败,就有可能长期落入低水平发展区间,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短板。
  
  
  作为西部内陆民族地区首府城市的银川,其转型开放之路颇具标本意义。数据显示,2015年银川转型步伐大幅加快,gdp同比增长8.3%。中共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表示,“经济转型和稳增长并不矛盾,关键是能否找到并利用好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机遇”。他认为,今年及未来数年是银川经济转型的困难期,也是机遇期。
  
  
  随着城市转型步伐的加快,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银川经济不仅脱颖而出、逆势上扬,亦成功实现由土地财政向“新经济”财政转变,2015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2.11%,其中土地收入占比从2011年的46%下降到29%,新产业、新业态极大地改善了银川市财政收入结构。这在过去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可贵,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全局性课题。
  
  
  
  创新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
  
  
  
  2016年1月25日,徐广国在《银川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并围绕“新常态下银川怎么办”,给出了相应的思路和具体举措。2月14日,春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中共银川市委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开班,徐广国所作的专题辅导,主题依然是“新常态下的银川”。无论是署名文章还是专题学习,“新”字出现的概率都很高,如新思想、新理念、新思维等,对于创新、求新,更是做了反复强调。
  
  
  “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到底在哪儿,我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人的思想、思维和观念”。徐广国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发展,过去一些传统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和根本性的转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新常态所孕育的这些深刻变革。“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往往越熟悉的东西越容易熟视无睹”。
  
  
  徐广国认为,“创新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新常态是‘危’还是‘机’,取决于当地官员的理解与发现”。他举例,媒体在谈到新常态下一些新问题时,常常谈到一些地方干部的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不会作为的问题。其实他们不是不想作为,是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理解新常态,也看不到其中的发展机遇。
  
  
  比如,现在有些人把新常态简单理解为经济放缓,以至放松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对实际工作十分有害。他认为,新常态要求改变一味追求gdp增速的思维定式,摆脱单纯求规模、重速度、拼资源的路径依赖,但绝不能把新常态仅仅看作速度状态,简单地理解为经济下行。“中央讲中国最大的回旋余地在西部,我认为最大的短板也在西部。必须保持清醒的gdp观,因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总量不足是与发达地区最大的差距。银川也是后发地区,目前正处在追赶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徐广国透露,前不久在中共银川市委十三届六中全会上,他们提出将8%的增长速度作为“十三五”期间的新目标。但这样一个高于全国、全区的预期目标,却是新常态下银川市委的最低努力标准。“由于地域和历史遗留原因,银川在很多方面先天不足,在新一轮发展中必须抢占制高点,才能确保不被弱化和落下”。他表示,这是由欠发达的区情、市情决定的,也是由银川要当好推动全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龙头示范的责任和使命决定的。
  
  
  银川的“反梯度”战略,正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聚合各方智慧提出来的。徐广国进一步解释,多年来,银川在人们印象中是小城市、欠发达。他们听到最多的发展思路,就是承接东部经济梯度转移,但亦步亦趋只会永远落后于别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们还会走过去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折腾不起。”2012年,中共银川市委正式提出了“反梯度”发展思路,即一步接轨、零度承接最新前沿新兴产业。用徐广国的话说,就是“想过去没有想过的招”。“宁夏如意现代纺织集团”就是银川市“反梯度”战略的典型。2013年银川市把“山东如意集团”引进到宁夏生态纺织示范园,项目总投资120亿元,2014年开工,仅用一年时间完成建设,2016年即可实现50亿元产值。这是银川从东部引进的技术、工艺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的现代纺织企业,每万锭用工人数由传统的60人左右减少为15人,全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其“全国首个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纺织示范基地”荣誉称号,一举让银川市成为国内重要的现代纺织业基地。
  
  
  
  dt时代的“新经济”
  
  
  
  只有真正理解新常态,才能谋求新发展。“人人都在谈创新,但到底怎么创新?归根结底是要拿出一些真正切合当地实际的举措,对城市发展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和重新谋划”,徐广国说,“不是说要否定过去,而是对过去优势的一种再发现。”
  
  
  具体到银川,就是“双调双转”:以知识结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以思维方式转变带动发展方式转变。去年在法国斩获tmf2015年度智慧城市总裁特别大奖的“智慧银川”解决方案,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该奖项是继2014年银川市获得“top100智慧城市——商业模式创新奖”“中国领军智慧城市”之后的又一国际殊荣。
  
  
  tm forum总裁特别奖旨在表彰本年度内,在全球it转型中最具先进性和创新力的实践者,由tmf总裁亲自颁发。组委会认为,智慧城市“银川模式”所体现的创新特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行业和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最完善最具创新性的智慧城市建设代表。2015年银川市举办的tmf智慧城市全球峰会,46个国家、500多名境外专家、学者齐聚银川,为银川智慧城市建设“支招”。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银川市采取的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模式。最大亮点是其创新出一种智慧城市产业投资运营的商业模式。他们首次将ppp模式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市政府与中兴通讯成立合资公司对“智慧银川”进行设计和实施,组建了中兴通讯集团银川智慧城市研究院,从技术和专业团队上给予支持。项目建成后,政府回购信息服务,形成稳定现金流,50年购买支出折现成智慧城市实体公司估值,再将其装入上市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前期政府建设投资回报。
  
  
  银川市把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切入点。比如,业主出入小区,只需要通过小区大门的人像识别系统,就可以通行无阻。在社区生活,吃、住、娱、购以及社区就医、服务、物业服务等等,都可以通过终端设备实现“无忧生活”。“一定要到这个程度才能真正便利生活,而不只是摆设。”徐广国说。
  
  
  “今天(2月18日)的报纸刊登了银川智慧交通的内容,1964辆公交运营车辆中,1600多辆安装了免费wifi,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徐广国表示,将来银川所有的线路,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分析,车上有几个人、多少座位,数据变化情况随时通过设备上传智慧城市系统。市民在没出门之前拿出手机一看,就能知道哪条线路的车是什么状态。他继续描述智慧城市给市民生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最简单的,家里的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用户即使外出也可以随时掌握使用情况,随时根据需要缴费。还有银川绿博园里的垃圾桶,过去环卫工人每天凌晨三点、下午五点定时清理,现在淡季时游人少,每次等到手机显示垃圾桶满了再去清理就行了。
  
  
  “全国635个城市,大概有590个都在建不同概念的智慧城市”。徐广国说,国内国外不少人都很奇怪,智慧城市怎么会在银川这个地方突破。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制约。“业界公认,智慧城市建设有三大难题。首先是数据共享难,第二投入难,第三运营难。这三大难题,谁能率先突破,谁就能占据优势。”他表示,过去发展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人才结构以及经济实力等传统要素,但随着dt(data technology)时代的到来,这些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欠发达地区只要思维不落后,寻找好切入点,没有这些要素也能实现发展。目前,这些难题在“智慧银川”的实践中已逐一得到解决。通过“技术架构、商业模式和运营管理”三大创新,银川构建了“一图一网一云”总体架构(一图,即全景真三维实景地图;一网,即全光8000g骨干网络;一云,即大数据中心云平台),部署了智慧政务、智慧社区、智慧交通及智慧环保等10大系统13个子模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
  
  
  在银川市民大厅,银川市原审批公章封存展示柜引人注目,这里封存废止了59枚公章,将26个部门的150多个审批职责集中审批和办理。市民大厅不是简单地将原政府窗口物理集中,更重要的是重新梳理业务服务流程,让数据共享,进而提升效率。跟随工作人员,可以体验到高效能的一站式审批,它实现多窗口和不同审批业务之间的数据共享,实现材料一次提交多次使用的目的。
  
  
  这一方面是银川推动的简政放权,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实现的智慧政务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银川505个行政审批事项中209项可直接在网上办理,其余的可以在行政审批服务局一站式办理,按期办结率达到了100%。而在过去,行政部门之间由于信息不共享,申请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企业及个人常常要在多个“信息孤岛”之间奔走协调。
  
  
  据当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4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谈到智慧城市“银川模式”对简政放权的推动作用,此后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专程赶赴银川作专题调研。在今年2月初李克强总理到宁夏考察调研时,又再次对银川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予以肯定,指出:“银川行政体制改革切实做到了简政放权到位,放管结合到位,优化服务到位”,要求在全国推广。
  
  
  
  发展动力“3+1”
  
  
  
  徐广国告诉记者,关于西部地区在这一轮发展中会不会落后的问题,他专门研究过一些城市包括重庆的发展经验,发现他们的做法归结起来还是改革、开放和创新。“相比之下,银川还多了一个政策优势”。也就是说,他们的发展动力是“3+1”,即改革、开放、创新,再加上民族区域自治。
  
  
  他介绍,银川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特别是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开放上,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资源、政策和环境优势,对阿开放的基础条件优越。“我们说优势再发现,就是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独特优势,走和内陆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我们的优势,就是和阿拉伯国家这种天然的联系,有历史渊源,现在要做的是赋予这些新的内容”。徐广国表示,宁夏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也是唯一的回族自治区,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合作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透露,为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银川结合发展实际,按照自治区“1331”开放思路抓好落实。
  
  
  第一个“1”,就是搭建中阿博览会战略平台。第一个“3”,是建设陆路、空中和网上三条丝绸之路大通道,藉此银川可实现西进东出、通江达海、连接世界。第二个“3”,是建设中阿人文交流、中阿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中阿金融合作示范区。第二个“1”,是建设一个国际化、法治化投资的商务环境。
  
  
  作为全国唯一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连通中阿合作的窗口,银川提出,一方面要借中阿博览会向世界展示银川独特的地理风貌、悠久的人文历史与优美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区域竞争力,促进中阿经贸文化全面交流,牢固树立全球视野,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用好用活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两块“金字招牌”,努力建设成为向西开放的窗口以及中阿合作的桥梁和通道。
  
  
  但现代意义的桥梁和通道,不再仅仅是一般层面的“连通”,而是多行业尤其是经贸领域深层次的“渗透”。为此,银川一方面通过引进多家外贸出口结算企业,加快推进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建设;另一方面,建立众筹平台,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增强市场融资能力。
  
  
  其他一些具体项目也正在落实当中。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东阿拉伯国家,并见证了14项合作协议的签署,其中一项就是中国拟与沙特合作建立中沙工业园。“这个项目在沙特建设,由宁夏牵头,具体工作由银川来做”,徐广国说。
  
  
  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多处于石油等资源富集地区,但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材料产品需求量很大。为对接国外需求,银川积极鼓励、重点引导能源、装备制造、服务外包、清真食品加工等企业“走出去”。
  
  
  
  新常态需要“新能力”
  
  
  
  有了发展思路,剩下的就是如何部署实施。但进入新常态后,随着经济发展领域不断拓宽,国际国内、上下左右的联动更加紧密,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知识技术更新换代速度也越来越快。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仅靠过去那点知识家底、靠传统的思维和惯常做法干工作,很难适应、胜任新常态的要求。
  
  
  “事在人干,业在人创,还有一句话,人在人领导”,徐广国说,新常态需要新能力,领导者不仅要有这种思维,还要身体力行,想办法给大家做引领,“这点当地党委责无旁贷,过去叫关键的少数”。他认为,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创造性地做好工作,领导干部需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结构。各级党委也必须创新管理模式,才能真正引领新的发展。新的模式,包括领导方式、方法,以及干部队伍管理。
  
  
  为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银川每月都定期举办市委中心组理论专题学习报告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国防安全、文化科学和提高执政能力及水平等方面。主讲人一般邀请国家部委领导、国内高校教授、自治区部门领导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等。
  
  
  徐广国注意到,新常态下,哪个地方发展得好,对于干部队伍的管理也越规范。“‘中国梦’也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人是第一位的因素”。徐广国表示,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给干事创业的人一个良好发展环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银川,这个笼子也被叫做“数字铁笼”,即通过信息化、制度化来约束。徐广国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些过去不好管理的死角,现在通过改革、通过一些先进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比如,智慧政务的简政放权,有些过去需要到职能部门办理的事项,现在只要网上传输材料即可。互相不见面,不会出现今天来正好赶上下班,明天来办这个人有事又不在。“上班时间看小说、打游戏、打扑克、嗑瓜子等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大数据都有存储”。
  
  
  比如银川市创新政府存量资金管理模式,建立了市本级政府资金竞争存储管理制度。通俗的说,就是哪个银行存款利率高、贷款利率低,支持产业发展多、贷款多,政府就把存量资金存在哪家银行。今年初,银川市金融工作局按以上指标对各银行进行排名,选取了排名前10家银川作为政府存量资金存储银行。这一措施,也有效根除了“会计腐败”,“收回”了各部门自行选择开户行的权力,使医保、社保、公积金等“死钱”也发挥上作用。
  
  
  还有《电视问政》,也是将官员放在镁光灯下的治庸问责举措。这是银川2012年10月推出的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节目围绕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对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问政,目前已播出15期。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暗访短片、主持人发问内容、专家学者提问内容及节目策划设计等严格保密,不事先与参与嘉宾沟通,参与嘉宾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打听相关保密内容。对《电视问政》中曝光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实行建档销号制,由市纪委下达整改督办函,督促办理,并通过媒体发布整改落实情况。
  
  
  “不是一定要逼他们站在镁光灯下、阳光下,让他们红脸、出汗、心惊肉跳,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一天有更好的办法,不一定非得采用这种形式”。徐广国说,他曾在干部会议上谈到这个各地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各级党委如何建立一套与新常态同步的制度约束”。
  
  
  各地都面临的共同课题,还有改革本身。“有些东西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我们也是在探索”。他回忆当初银川“造商引资”的经历,至今感到后怕,当时政府要拿6000万注册一个大家都感觉很虚拟的wca电竞公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没做成,负面效应绝对比正面效应强。成了没多少人关注,要不成,就像‘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实际情况就这样。”
  
  
  当然,现在这个项目发展很好。银川已连续两年举行wca赛事,去年的总决赛中,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的700多名电子竞技选手参加,无论是赛事规模还是奖金额度均为世界电子竞技赛事的最高规格,赛区覆盖东南亚、欧洲、美洲等。“注册时是6000万,运营一年后,就有人花8000万买了我们40%的股权,等于既占了60%的股份,又挣了2000万”。
  
  
  “开放和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一个新事物出现后,瞬间就会涌现出千姿百态的点赞、吐槽。很多事情在最初的时候不会一帆风顺。新常态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顶住压力、砥砺向前,用新思路谋求新突破,用新办法破解新问题,用新作为促进新发展,用新成绩回应群众的新期待。”这是徐广国在近期银川市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专题会上的一段讲话。
  ,组委会认为,智慧城市“银川模式”所体现的创新特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行业和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最完善最具创新性的智慧城市建设代表,他透露,为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银川结合发展实际,按照自治区“1331”开放思路抓好落实,徐广国说,他曾在干部会议上谈到这个各地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各级党委如何建立一套与新常态同步的制度约束”。

政府再“说什么”,寻求“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

  政府再“说什么”,寻求“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
  欧美等国则陆续放弃焚烧,转向分类、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处理,在台北,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看到,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第一要改变权力意识,公共事务的决策者要放弃权力主导的旧观念,确立权利至上的决策新思维。
          矛盾之所以集中爆发,与近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垃圾量巨增、各地垃圾填埋场纷纷告急有关,也与民众自我保护、环保意识提升有关。据住建部数据,201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17238.58万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2/3被垃圾围城,1/4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垃圾围城境况更严重。一边是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保设施,一边是公众质疑与邻避效应,使得大陆的环保设施陷入落地难的尴尬,导致最终呈现的是零和困局。
          屡屡出现的抗议事件,表明大陆似乎正迈入邻避效应的时代。“邻避”一词源自西方,指兴建垃圾场、污水厂、变电所、殡仪馆、化工或核电等可能会给环境或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影响的项目,总会遭到周边社区民众的集体抗争,他们并不是反对建设这些项目,而是“项目很好,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邻避困境成形首先与环保成效缺乏权威性有关。以垃圾处理项目为例,目前全世界采取焚烧方法处理垃圾做得最好的是日本,不仅技术好、运营成本能够获得保障,岛国四面临海的自然条件也适合。欧美等国则陆续放弃焚烧,转向分类、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处理。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很多地区如北京多面环山,零风天气多、雾霾重,城市垃圾是否适用焚烧尚待论证,强行上马势必遭遇民众因健康隐忧而抵制;另外,垃圾处理这类事关环保的项目,国家通常采取企业市场竞标、政府资金补贴的方式经营,设计很好,但执行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如有的公司通过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竞标,而竞标成功后,或包装名目拿到股市上捞钱,或利用国家对环保项目的各种优惠政策套取其他利益,或垃圾发电厂因产能不高转而偷烧劣质煤发电等等,手段不一,总之,低运营费用不能实现高成本运营才能保证的治污效果——不仅不能妥善解决垃圾问题,自身也动辄沦为污染源,致使垃圾焚烧项目制造污染之名坐实,从而引起民众恐慌。
          其次,好环境渐成稀缺品,使民众开始越来越注意维护自身的环境利益。稀缺就导致博弈,而政府与企业对这类可能污染周边环境的项目,在信息公开、平等沟通及合理补偿方面并无规范的措施。严格的环保一票否决制此时又恰好遭遇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一些官员为了保官升官,选取的很多项目都是临时抱佛脚,从选址、规划到环评,皆缺少公众参与环节,项目动工引发民众恐慌几乎是必然的。其三,一旦出现恐慌,政府再“说什么”,民众都难以置信。
          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过邻避效应的高潮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邻避运动曾使大量环保设施中途夭折。有统计显示,美国在1980-1987年计划兴建81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场,但只有8座顺利完成了施工。直至政府通过确保不造成污染并给予社区补偿才解决了这类问题。
          台湾现有20余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化厂,早年兴建时,也遭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在台北,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为了让老百姓放心,新竹环检署还把全署的办公室设在了当地垃圾焚烧厂内,周边建设了公共的休闲中心,附近居民不仅可免费休闲,还能获得减税等补偿。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看到,邻避效应的化解之道,第一要改变权力意识,公共事务的决策者要放弃权力主导的旧观念,确立权利至上的决策新思维。让这类项目从选择之初就公开化、透明化,允许公众和舆论在项目早期就参与到论证和决策中,从竞标预算的审核到排放达标的监管,再到合理补偿的到位,都要实现对民众权利的尊重。
          第二,垃圾焚烧一类的环保项目,无论如何都有转移污染(将地面污染转向空气污染)的嫌疑,这也是欧美等国转向其他高科技手段治污的原因。中国政府除了加大力度扶持本国科技含量高的环保技术企业外,也要算好低成本治污与高技术治污的经济账、环境账和民心账,本着历史的眼光择善而从。
          第三,随着房价的升高,房屋已成为民众最重要的资产。因此,要充分看到环境污染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起始阶段就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介入,对项目进行详细的调研、勘察与环评,以确保项目公开信息的真实与公正。只有真正实现程序正义与技术公平,结论才易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
          邻避效应可谓人之常情,虽会延缓对某些环境问题的处理,但应看到它也有积极的作用——不仅能帮助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的理念,也能倒逼环保及其他一些污染行业注重环保达标,从某种角度上实现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邻避”一词源自西方,指兴建垃圾场、污水厂、变电所、殡仪馆、化工或核电等可能会给环境或资产价值等带来负影响的项目,总会遭到周边社区民众的集体抗争,他们并不是反对建设这些项目,而是“项目很好,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邻避运动曾使大量环保设施中途夭折,        第三,随着房价的升高,房屋已成为民众最重要的资产。

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然而,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绝不止于教育公平,而是存在诸多制度与精神的顽疾,所以我常说,“985”是锦上添花,而“211”是雪中送炭;单就其在教育史上的功绩而言,后者更值得表彰,只是我们把大学视作“象牙塔”,对它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5月中旬,江苏、湖北等地考生家长到教育部门聚集抗议高考减招。随后《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侠客岛”发表长文《北京,你咋不上天咧?》,这是官媒第一次对高考政策、对北京的大学提出直面批评。此次事件,引起了大陆民众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广泛关注。
          然而,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绝不止于教育公平,而是存在诸多制度与精神的顽疾。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大学管理制度、评估制度、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沉疴,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越来越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下,大学管理者、大学教师和学生也难以独善其身。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曾言,“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才是大学区别于普通学校的根本特征。”但如此境界,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来说,已经相当遥远。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著述颇丰。但从1996年春夏编《北大旧事》起,二十年间,陈平原教授持续关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等著作,在近期作为“大学五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反响热烈。他细致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制度与精神建设的成败得失,并对今日之大学改革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建议。
  

  

  
  现行招生制度总体可取
  

  

  
  凤凰周刊:首先请您谈谈大学招生制度,招生制度不仅涉及教育平权问题,也关乎大学能否选拔到最优质、最合适的人才,同时它也对基础教育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今年5月,江苏、湖北等地考生家长到教育部门聚集抗议,高考制度的不公问题集中爆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平原:高考制度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纯粹讲公平,大学会难以发展;纯粹讲效率,又会有违教育公平。中国的大学以公立为主,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是由国家拨款,因此有义务完成国家的人才培养需要,并同时兼顾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尤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大学,公众会认为它们不是北京政府办的,而是全国人民办的,故而有必要回应公众的公平诉求。
          现在,大家会对高考制度提各种要求,主要不是针对能否考上大学,而是针对一些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的差异。现行做法是通过调整地区之间的录取名额来缩小地区差距。这种调整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如此,只是过去的信息透明度不够,公众并不知情,因而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现在信息相对更透明了,大家才有了利益被损害的切身感受。
          高考公平的合理要求能否得到落实,取决于各方的博弈。教育部、大学、地方政府和考生,各方的利益诉求是不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现行的高考制度总体上是可取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需要斟酌的是,在生源质量较好的地区,是否应该多给名额?能否充分考虑人口和教育水准的地区差异,对落后地区有更多的扶持?这两个同样合理的要求,本身又是互相矛盾的。我主张微调,根据情势,移步变形。
  凤凰周刊:作为高考补充的大学自主招生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一考定终身”的不足?
  陈平原:最近三十年的教育,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判断是:总体水平迅速提升,特异人才难以生存。教育的总体水平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标准化。标准化的教学与考试,保证了相对公平和总体质量,却缺少了对特殊人才的甄别和培养。标准化的目标是培养“全才”,但有时候“偏才”会做出更好的学问,比如钱锺书,他被清华录取时数学只考了15分。目前的高考制度,对偏才是扼杀的,所以需要用自主招生来弥补其不足。
          1949年以前,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而现在教育部给各个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有限。北大做过一些自主招生方面的实验,其中一个是中学校长推荐制,对一些历来办学成绩优异的中学,由校长实名推荐学生,再由北大的老师组织复试。虽然比例不大,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获取人才的方法。然而,后来也引发争议,凭什么是那些中学有推荐资格?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最后也没有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我们最初的设想是能招到一些偏才,弥补高考制度的不足,可校长实名推荐上来的没有偏才,没有一个校长敢把一门功课不及格的偏才推荐给北大。
  凤凰周刊:有学者主张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同时减少高考成绩在考核中的权重,增加对学生日常表现的考核,这样是否可取?美国的招生制度是否可资借鉴?
  陈平原:从人才选拔的质量来看,当然是能够参考的材料越多,越能准确全面地评判一个人的素质。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一篇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履历。他们非常关注学生的社会活动经历,比如做志愿者、参加社区活动、去非洲贫穷地区帮助过难民、攀登过珠峰等等。
          中国要借鉴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完善的社会征信制度。也就是说,中学提供的材料是真实可信的。我担心目前中国的人情氛围及诚信程度,使得各大学不太敢相信中学提供的推荐材料。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履历是需要金钱、人脉和时间作支撑的。中国的第二代有钱人,很容易生产这类特别漂亮的履历,而贫穷地区的学生则很难有这些机会。因此,如果中国大学照搬美国的做法,对贫穷地区的学生会更加不利,寒门会越难出贵子。
          所以,在社会征信系统缺失、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好的万全之计,我们还是应以高考取才为主,适当进行少量的自主招生,选拔特殊人才。
  

  

  
  大学管理不应急于求成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多次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级发展,“211工程”对中国当代大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主张要不断拓展211高校的范围,您的主要考量是什么?有学者主张逐渐取消大学等级(一二三本、“211”、“985”等),让所有的大学公平竞争,不因身份标签而限制发展,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首先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分等级的。让所有的大学齐头并进,那是既不懂教育规律,也缺乏可操作性。像美国有综合性大学、社区大学、文理学院、技术学院等等。大学是否平等,包含了教学目标、办学宗旨、拨款机制、培养的学生等各方面因素,这些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区别的。
          我不相信有一天中国的两千多所大学会采用同样的拨款标准。除了“生均拨款”是平等的以外,其他的运营经费、科研经费都是不一样的,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所需要的经费也都是不一样的。理工科教授做一个实验,一天所用的钱可能相当于一个文科教授一年的经费,如果都采取同样的拨款标准,大学是没法办的。
          承认了大学是有等级的,我们再来谈为何会有“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双一流大学”等类似决策。我认为,其中“211工程”是最值得肯定的。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只能集中精力和财力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所以会有重点和非重点大学之分。如果了解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就会知道,在“211工程”推行之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面貌,尤其是基础建设方面的落后。
          “211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案,就是中央财政支持少部分的钱,同时给地方政府若干个入选“211大学”的指标,利用大学、地方政府和公众对教育的热情,迅速凝聚力量,从而在短时间内让高等教育获得比较大的投入,办学硬件和师资待遇迅速得到提升。所以我常说,“985”是锦上添花,而“211”是雪中送炭;单就其在教育史上的功绩而言,后者更值得表彰。
          本来,通过“211”的不断发展,逐渐对更多的大学开放准入名额,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逐步解决大学基础建设落后以及地方差距巨大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太多地受制于政府决策,每届政府都希望有自己的政绩,不太愿意在前任的基础上往前发展,所以不断生出新的“工程”,学校疲于应付,这是不太理性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凤凰周刊: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首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并介绍说以后高校评估要常态化,五年一周期,高等教育的专业认证六年一周期。这与您关于“拓展211”工程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在高校“去行政化”呼声高涨的今天,一份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报告和国家评估是否必要?是否应引入第三方评估?
  陈平原:大学使用政府财政拨款办学,理应受到监督,并定期进行评估。只不过,在高等教育决策方面,政府的力量太大,而民间的力量太小。民间的评估机构没有建立起权威,所以,现在中国大学的评估都是由教育部下设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来做。它们的评估结果,大体被学界认可,而民间评估机构想做的话,数据获得是个难题,评估结果恐怕暂时难以得到大家的信任。
          在第三方或者民间评估机构的权威没有确立之前,确实只能由政府下属的评估中心来做,才会得到准确的数字。这方面不能套用美国的制度,它们的政府对教育方面管得很少,而民间评估机构力量很大,也有权威性,可那是多年努力积淀下来的。目前我们能做的,是让评估中心与教育部逐渐脱钩,不再受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够逐渐独立、健康地运行。
  凤凰周刊:今天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是真正有学术创见、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很少,在虚假繁荣和粗制滥造的背后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乱。您在《大学新语》中谈到,因为现在大学的薪资结构不合理,薪水太低而奖励太多,导致很多人“不务正业”争立项、乱报账,但是如果像您建议的提高教授薪水,减少额外收入,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失去进取心,得过且过?好的学术管理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陈平原:学术评估及激励的问题,可以用入职和提职的考察来解决。大学从聘任一个助理教授,到后来不断升职,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对教师的考核,包括工作态度、研究成果、教学水平等,这个考察是长期且稳定的。之所以会出现我说的“不务正业”,忽视日常教学工作,争立项、乱报账,是因为大学管理者对教师工作不太信任,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加强督促。用意不错,但过于频繁的考核,会导致老师们倾向于做一些“短平快”的工作,而非埋头长期研究。
          大学管理者通常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如果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如果是好大学,应该选择前者。理由是,好的老师你不必管他,也不用催他,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关系不大,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的突破。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之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大学不能重实用而轻学理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提到,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以及学术研究。反观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更愿意立项目、申请课题,而对于不能很好体现成果的教学工作,忽视甚至无视了。您怎么看待教学的重要性?教学和科研该如何平衡?
  陈平原: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的校长和教授都会表示教学很重要,但是否真的重视,则是另一回事。教书基本上是个“良心活”,教学的认真与否以及效果的好坏,只有老师和自己的学生知道,很难用一套硬指标来衡量。而科研是可以用论文、著作、专利等成果形式来衡量的,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教师们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科研上。
          总的来说,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应该拉开距离,后者对教师的科研成果不该有过高的要求。若学校以本科教学为主,类似美国的文理学院,则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应相对放松,这才可以在教学方面提更高的要求。否则,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但因各种评估及排行,如今各学校都格外看重论文数字;而这些硬挤出来的论文,到底有多大价值,学界中人大都心里有数。
  对于大学来说,以教学为中心,乃天经地义。若忽略了“传道授业解惑”,将大学办成了研究院,成果再多,也都有违教育宗旨。
  凤凰周刊:您在《大学有精神》中谈到中国大学“重实用而轻学理”的现象十分严重,担心过分讲求实用,大学会沦落为“人才工厂”。但另一个实际情况是中国的高级技术人才十分短缺,所以是否可以说我们连“重实用”都没有做到呢?对于2014年教育部将600所本科院校逐渐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学校的改革主张,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我对于“重实用而轻学理”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大学,不是对所有大学都一概而论。不同性质的大学,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中国两千多所大学,不可能都走同一条路。
          教育部提出的转型思路是对的,我也曾这样主张过,只是决策的时间太晚了。之前本就不应该让那么多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还努力往培养研究生的方向走。升上去很开心,现在要降格则很难。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有差异,应用技术型学校的存在,符合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现在是通过奖励和支持让部分本科学校转型,但最好不要硬性规定。我见过不少转型中的大学校长,他们认为这个大势判断是对的,并且比较自觉地去发展职业培训,通过院系和专业的调整,让学生更适应未来的发展。有远见的校长都明白,整个高等教育迅速提升以后,学生的就业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往职业教育方向走,反而可能海阔天空。所以,一边是市场的诱导,一边是政府的奖励,还有就是教育家的责任与敏感,这“回头路”必须也值得走。
  

  

  
  如何看待“精致的利己主义”?
  

  

  
  凤凰周刊:钱理群先生曾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悲哀,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批评大学精神缺失的一个常用词,您如何看待钱先生的这一批评?
  陈平原:其实,相对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代人共同的精神问题。只是我们把大学视作“象牙塔”,对它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反映的是一代人的趣味和精神状态,其中不乏一些负面的东西, 如缺乏承担大局的观念、意识和眼光,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利益。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整个时代的风气如此,这与小时候的培养、父母的期待、独生子女政策、整个时代的潮流等问题相关,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自恋;第二,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及教育失效,在越来越强调自我的当下社会,教科书中宏大政治理想的灌输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在特别自我的内心感受和特别宏大的道德教育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过渡,两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是整个意识形态建构和学校教育的问题。
          时代不一样了,新一代人的理想也必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代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我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考虑日后的就业问题、房价问题,可以一心一意读书,我相信我的未来。可是,今天的年轻人,各方面的忧虑太多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容易比我们更现实些。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不愿意太苛刻地看待年轻人的自私和自恋。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谈到,蔡元培、胡适、章太炎、任鸿隽、陈衡哲等学者都对中国传统书院的彻底废除感到遗憾,企图探索一条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您也特别强调大学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和资源结合,中国传统书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您同时在北大和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您认为港中大的书院制度是否能在大陆推广?
  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从教育理念考虑,书院实行的是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有助于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书院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是在华人地区中最成功的,但为什么在香港都没有办法普及?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是合并了新亚、崇基、联合三所学院,最初合并的时候,大学本部只是一个管理机构。到新亚、联合进入沙田校址的时候,才真正成为一所浑然一体的大学。各学院把以前的教学、研究、授予学位的权力全部上交,只保留了日常管理,比如,学生宿舍、食堂、课外活动、奖学金等,把“学院”改成了“书院”。各书院有各自的利益,有的书院富,有的书院穷;各书院又有自己的传统,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技,都不太一样。
          当大陆的高校想学习香港中文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时候,政策的制定都是从上而下的,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制度。一个是从下而上,逐渐凝聚,集合成一所大学;一个是从上而下,硬划成若干书院,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后者要如何培养各个书院的独立性,包括各种制度的设计、单独的财政、学生和老师的凝聚力、大学如何向它们让权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保证“书院制”的有效运行,而不是外在形式,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著述颇丰,但是,在高校“去行政化”呼声高涨的今天,一份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报告和国家评估是否必要?是否应引入第三方评估?
,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不一样了,新一代人的理想也必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代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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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问题就是交完保护费以后,它是不是保护你,还是个问题,比如国家安全,哪个国家最安全?自由的国家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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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必须有观念的突破———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二)
  

摘要: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民众需要政府原本同需要企业一样,就是需要它服务。然而,政府与企业的收费方式不同。企业在市场上靠商品和服务收费,它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需要货真价实,消费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只有你满意了你才付钱,如果企业强买强卖就违法了。而政府不一样,它就是强买强卖,它没服务就收钱,你满意不满意都得交钱,这就是税收。所以,尽管政府本来是要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很难保证它实际上为我们服务。之所以需要宪政和民主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税收就像在交保护费?
  张维迎:你可以叫它保护费。问题就是交完保护费以后,它是不是保护你,还是个问题。你雇了一个“保镖”,本来是让他保你的,结果他成天偷你的东西,这就成问题了。怎么从制度上解决腐败?首先要把属于老百姓的权利还给老百姓,铲除由政府越权导致的腐败。第二呢,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不滥用公权力,这种制度包括国家的宪政、法治、民主。宪政的意思就是说任何政府机构不可以超越法律、超越宪法规定之外行使权力,不得侵犯个人的正当权利。
  比如你要增税,就要通过立法机构批准才可以,你要四万亿投资,也要经过听证或者人大批准,这就是宪政。宪政不抽象、很具体。所谓民主,就是保证“权为民所赋”,政府官员行使权力时受到人们的监督。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真正的宪政、法治,那你的“保镖”就老在欺负你,腐败就没有办法解决。
  记者: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因为经济改革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三个要素,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这三种东西都需要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人们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人们就不会真正从事创新活动,不会去投资更长远的事业。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没有了,本来有能力做的事现在做不得,政府只授予一部分人,不让另一部分人做,没有公平竞争,其实是一种歧视。
  没有公平竞争,赚钱的人就不一定是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企业家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他怎么去创新呢?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得从制度上解决,不只是喊喊口号。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笼子是什么?笼子就是宪法、法律。
  记者:你在新书《博弈与社会》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儒家的意义,现在有儒宪派,他们认为古代的儒家就诞生了自由主义萌芽,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也是一种观点。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老子。第一个真正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是谁呢?是司马迁。人类文明有好多共通的东西,无论东方西方,好多都是类似的。再说到儒家,我认为儒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候形成的东西,跟民主、宪政、平等、自由,没有任何矛盾。
  包括我在书里也讲到,儒家更是主张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是人与人是平等的,儒家的等级制度其实是一个激励体制,就像你们杂志社的总编、副总编,谁干得好谁往上提对不对?它很巧妙地把激励和协调给结合起来。儒家本身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它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指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民本更多的是一种做事的理念、方针,就是以人为本等等,但没有上升到一种制度层面。
  记者:你的意思是即使有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它无法产生自由主义制度?
  张维迎:从思想到制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今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全是由专制变过来的。
  中国秦汉以前还是相对自由的,你看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汉武帝之前市场活动还是蛮自由的。但是也许中国的专制成熟得太早,西方的君主专制时间很短,都是十五六世纪之后的事情,比如说法国1789年革命,被推翻的所谓君主专制制度不过两三百年历史。西方的君主也从来没有像我们皇帝那么大的权力。
  自由制度的建立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理念的支撑。现在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自由,终会得到自由,但如果我们都不相信自由,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由首先是一种信念。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跟自由不矛盾,跟民主法治也不矛盾。我们现在过高地夸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就是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热爱安全、热爱自由、热爱繁荣、追求幸福,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所以资中筠先生讲,你看无论东方西方,每个国家惩罚人都是剥夺自由,任何人都喜欢自由,没有哪个国家惩罚人的办法是给他自由。
  记者:你最近两年非常强调理念的力量。你是否是说,改革必须有观念的突破。
  张维迎:是的。我们现在说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呢?所谓思想解放不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吗?现在我们所有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还谈什么思想解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包产制度”那一定是天方夜谭,我们有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不能动它,但我们后来也搞了;当时的法律说私有企业是剥削制度,我们后来也搞了。
  所有的暴乱、动乱,都出现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他们好多反对自由的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国家安全,哪个国家最安全?自由的国家最安全。你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党的基础,那没有国有企业的时候就没有执政党了?中国共产党是先执政再办的国有企业还是先办的国有企业再夺取政权?我们生活在自己编制的剧目里,我们只是在背台词。
  80年代好多人是敢想的,现在好多人想都不想了。我们已经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好多框框。它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心理倒退。
  80年代有好多企业家,因为改革都去坐牢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但是不合当时的规定。现在的人都变得太算计了,什么东西都要算一下,这样的思维方式怎么能有改革,怎么能有理想?每个当官的算计每件事对他当官有多少好处,对他提拔有多少好处;每个经商的都算计他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对他自己赚钱有多少好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在算计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拿到国家的科研经费。如此,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所以,尽管政府本来是要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很难保证它实际上为我们服务,

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魏晋士族的“幸福生活”

  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魏晋士族的“幸福生活”
  
,士族们如果有人真的操心一点政务,就会被同辈嘲笑,说他俗,

  

摘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都是官后代,他们不一定是贵族,却普遍蔑视皇权和政务。他们热衷于吃药、喝酒、作诗、写字、作画以及清谈,一时间,诗文、书法和绘画作品颇为可观。

  
  
  
  
  
  

          两晋南北朝的所谓士族,其实就是“官n代”,他们不是贵族,多数都没有过爵位,即使有,也没有人看重。
          那年月,三代有做过领军、护军以上官儿的,为甲姓;做过九卿、方伯的为乙姓;做过散骑常侍、大中大夫的为丙姓;做过吏部正员郎的为丁姓。这四姓,统称为右姓,算是豪门士族。其中,如果三代有做过三公的后代为膏粱,做过尚书和中书令的后代为华腴,是士族金字塔顶上的珍珠,最为牛气。这些牛人,大抵靠祖上的阴德,这个祖上还不能太远,就是从自身往上三代。如果像陶潜那样,祖上虽然也阔,但离得太远,还是不算数,出仕居然只能做彭泽令,督邮来了,得束带见之。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只能挂冠而去。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读书人被分为九品,高下主要看家世。按说,上三品都属于上品,其中一品留给皇族,等于没有,所以,二品就成了顶尖。右姓之人,人人都想争二品,将之称为“灼然二品”,争不上,就闹事。后来评级的中正官不管了,一切撂给吏部,吏部只好按谱牒授官。老爹和爷爷官儿越大的“官n代”,越是挑剔,不仅挑官的大小,还挑职位的清浊。
          无论清浊,反正士族子弟是不管事的,父祖的官儿越大,越是不管事。职位得他们包圆儿,但公务一概不问。所有的活儿,都交给衙门里打杂的干,中书省里做抄写杂务的中书舍人,居然可以号令天下,成为皇帝倚重的关键人物。士族们如果有人真的操心一点政务,就会被同辈嘲笑,说他俗。真的被判定为俗了,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多少年都抬不起头。那么士族们干什么呢?吃药,喝酒,作诗,写字,作画,还要加上清谈。所以,那个时代,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诗文、书法和绘画还是真有可观。
          士族有一个圈子,圈子里按父祖辈的官阶排座次,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圈子里一清二楚。甲乙丙丁,膏粱和华腴,层次分明。出来做官,甲族之人出仕能做什么官儿,乙族能做什么官儿,都有不成文的惯例。父祖越是显赫,儿孙仕途越是发达。那年月,假造谱牒,冒充士族的人不少,但只能蒙外面的人,圈里的人,不用眼睛,用鼻子闻也能辨出真假来。
          如果圈子外的人想要混进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哪怕某人得到了皇帝的宠信,有权有势,人家士族也不搭理你。皇帝也好,王爷也罢,出来为这些人撑口袋、讨人情,也是没用,士族就是不买账。外面的人想借婚姻跟士族攀亲,也就是在南朝末期才能得逞,即便如此,也得搭上大笔的钱财。
          骨子里,两晋和南朝的士族,是看不起皇帝的。皇帝在他们眼里,就是大兵。从刘宋开始,的确都是军人做皇帝。桓温本属士族,但由于热衷权势,也擅长武事,惦记着篡位,所以也被士族视为大兵。士族怎么会看得上大兵呢?所以,东晋和南朝的皇权,都不怎么嚣张。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士族不买账,就一定会搁浅。
          士族牛气的生活,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全社会都买这些士族的账,包括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农民。所以,屡屡被抢白的皇帝,也没有办法把这样不干事还牛哄哄的士大夫赶走。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无论怎么样不合理,只要形成了风气,还就是难改。梁朝时爆发“侯景之乱”,众多高门大户的士族,穿着绫罗绸缎、抱着金玉活活饿死在家里,也没有改变士族的风气。没死剩下的,还是这样的活法。所以,南朝只能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
          前几代的士族,不干正事,但还有诗有文,有书法有绘画。到了后来,诗也没了,画也没了,就剩下吃药、喝酒了。可是,无论怎样没落,士族对于官位的垄断,却始终没有放手过。尽管所有的衙门,大官不管事,小官在当家,但大官却永远都是那些大姓的囊中物。
          然而,官僚帝国,所谓的官僚,本是皇帝聘来替他办事的,聘与不聘,用与不用,撤与不撤,杀与不杀,原本都是皇帝的权力。士族这样干,等于把皇帝的权力给侵夺了,侵夺了还不干事。这样的状况,皇帝是不可能长期容忍的。毕竟,士族不是贵族,西周时的贵族,世袭的是土地和采邑,现在的士族,世袭的是皇帝私有物的官位,道理上就讲不通。
          所以,隋唐之世,皇帝改了制度,用科举考试选官。人们发现,再强固的风习之树,如果用制度这把大斧来砍,也是砍得动的。其实这也不容易,一直砍到唐朝灭亡,中间还经过了朱温这兵痞加流氓的大刀。到了北宋年间,人们才发现,士族居然都没了。
  ,职位得他们包圆儿,但公务一概不问,从刘宋开始,的确都是军人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