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然而,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绝不止于教育公平,而是存在诸多制度与精神的顽疾,所以我常说,“985”是锦上添花,而“211”是雪中送炭;单就其在教育史上的功绩而言,后者更值得表彰,只是我们把大学视作“象牙塔”,对它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大学的制度之困与精神之惑
          5月中旬,江苏、湖北等地考生家长到教育部门聚集抗议高考减招。随后《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侠客岛”发表长文《北京,你咋不上天咧?》,这是官媒第一次对高考政策、对北京的大学提出直面批评。此次事件,引起了大陆民众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广泛关注。
          然而,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绝不止于教育公平,而是存在诸多制度与精神的顽疾。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大学管理制度、评估制度、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沉疴,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越来越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下,大学管理者、大学教师和学生也难以独善其身。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曾言,“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才是大学区别于普通学校的根本特征。”但如此境界,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来说,已经相当遥远。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著述颇丰。但从1996年春夏编《北大旧事》起,二十年间,陈平原教授持续关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等著作,在近期作为“大学五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反响热烈。他细致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制度与精神建设的成败得失,并对今日之大学改革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建议。
  

  

  
  现行招生制度总体可取
  

  

  
  凤凰周刊:首先请您谈谈大学招生制度,招生制度不仅涉及教育平权问题,也关乎大学能否选拔到最优质、最合适的人才,同时它也对基础教育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今年5月,江苏、湖北等地考生家长到教育部门聚集抗议,高考制度的不公问题集中爆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平原:高考制度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纯粹讲公平,大学会难以发展;纯粹讲效率,又会有违教育公平。中国的大学以公立为主,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是由国家拨款,因此有义务完成国家的人才培养需要,并同时兼顾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尤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大学,公众会认为它们不是北京政府办的,而是全国人民办的,故而有必要回应公众的公平诉求。
          现在,大家会对高考制度提各种要求,主要不是针对能否考上大学,而是针对一些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的差异。现行做法是通过调整地区之间的录取名额来缩小地区差距。这种调整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如此,只是过去的信息透明度不够,公众并不知情,因而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现在信息相对更透明了,大家才有了利益被损害的切身感受。
          高考公平的合理要求能否得到落实,取决于各方的博弈。教育部、大学、地方政府和考生,各方的利益诉求是不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现行的高考制度总体上是可取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需要斟酌的是,在生源质量较好的地区,是否应该多给名额?能否充分考虑人口和教育水准的地区差异,对落后地区有更多的扶持?这两个同样合理的要求,本身又是互相矛盾的。我主张微调,根据情势,移步变形。
  凤凰周刊:作为高考补充的大学自主招生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一考定终身”的不足?
  陈平原:最近三十年的教育,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判断是:总体水平迅速提升,特异人才难以生存。教育的总体水平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标准化。标准化的教学与考试,保证了相对公平和总体质量,却缺少了对特殊人才的甄别和培养。标准化的目标是培养“全才”,但有时候“偏才”会做出更好的学问,比如钱锺书,他被清华录取时数学只考了15分。目前的高考制度,对偏才是扼杀的,所以需要用自主招生来弥补其不足。
          1949年以前,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而现在教育部给各个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有限。北大做过一些自主招生方面的实验,其中一个是中学校长推荐制,对一些历来办学成绩优异的中学,由校长实名推荐学生,再由北大的老师组织复试。虽然比例不大,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获取人才的方法。然而,后来也引发争议,凭什么是那些中学有推荐资格?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最后也没有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我们最初的设想是能招到一些偏才,弥补高考制度的不足,可校长实名推荐上来的没有偏才,没有一个校长敢把一门功课不及格的偏才推荐给北大。
  凤凰周刊:有学者主张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同时减少高考成绩在考核中的权重,增加对学生日常表现的考核,这样是否可取?美国的招生制度是否可资借鉴?
  陈平原:从人才选拔的质量来看,当然是能够参考的材料越多,越能准确全面地评判一个人的素质。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一篇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履历。他们非常关注学生的社会活动经历,比如做志愿者、参加社区活动、去非洲贫穷地区帮助过难民、攀登过珠峰等等。
          中国要借鉴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完善的社会征信制度。也就是说,中学提供的材料是真实可信的。我担心目前中国的人情氛围及诚信程度,使得各大学不太敢相信中学提供的推荐材料。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履历是需要金钱、人脉和时间作支撑的。中国的第二代有钱人,很容易生产这类特别漂亮的履历,而贫穷地区的学生则很难有这些机会。因此,如果中国大学照搬美国的做法,对贫穷地区的学生会更加不利,寒门会越难出贵子。
          所以,在社会征信系统缺失、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好的万全之计,我们还是应以高考取才为主,适当进行少量的自主招生,选拔特殊人才。
  

  

  
  大学管理不应急于求成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多次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级发展,“211工程”对中国当代大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主张要不断拓展211高校的范围,您的主要考量是什么?有学者主张逐渐取消大学等级(一二三本、“211”、“985”等),让所有的大学公平竞争,不因身份标签而限制发展,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首先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分等级的。让所有的大学齐头并进,那是既不懂教育规律,也缺乏可操作性。像美国有综合性大学、社区大学、文理学院、技术学院等等。大学是否平等,包含了教学目标、办学宗旨、拨款机制、培养的学生等各方面因素,这些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区别的。
          我不相信有一天中国的两千多所大学会采用同样的拨款标准。除了“生均拨款”是平等的以外,其他的运营经费、科研经费都是不一样的,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所需要的经费也都是不一样的。理工科教授做一个实验,一天所用的钱可能相当于一个文科教授一年的经费,如果都采取同样的拨款标准,大学是没法办的。
          承认了大学是有等级的,我们再来谈为何会有“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双一流大学”等类似决策。我认为,其中“211工程”是最值得肯定的。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只能集中精力和财力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所以会有重点和非重点大学之分。如果了解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就会知道,在“211工程”推行之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面貌,尤其是基础建设方面的落后。
          “211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案,就是中央财政支持少部分的钱,同时给地方政府若干个入选“211大学”的指标,利用大学、地方政府和公众对教育的热情,迅速凝聚力量,从而在短时间内让高等教育获得比较大的投入,办学硬件和师资待遇迅速得到提升。所以我常说,“985”是锦上添花,而“211”是雪中送炭;单就其在教育史上的功绩而言,后者更值得表彰。
          本来,通过“211”的不断发展,逐渐对更多的大学开放准入名额,是可以调动更多的力量,逐步解决大学基础建设落后以及地方差距巨大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太多地受制于政府决策,每届政府都希望有自己的政绩,不太愿意在前任的基础上往前发展,所以不断生出新的“工程”,学校疲于应付,这是不太理性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凤凰周刊: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首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并介绍说以后高校评估要常态化,五年一周期,高等教育的专业认证六年一周期。这与您关于“拓展211”工程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在高校“去行政化”呼声高涨的今天,一份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报告和国家评估是否必要?是否应引入第三方评估?
  陈平原:大学使用政府财政拨款办学,理应受到监督,并定期进行评估。只不过,在高等教育决策方面,政府的力量太大,而民间的力量太小。民间的评估机构没有建立起权威,所以,现在中国大学的评估都是由教育部下设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来做。它们的评估结果,大体被学界认可,而民间评估机构想做的话,数据获得是个难题,评估结果恐怕暂时难以得到大家的信任。
          在第三方或者民间评估机构的权威没有确立之前,确实只能由政府下属的评估中心来做,才会得到准确的数字。这方面不能套用美国的制度,它们的政府对教育方面管得很少,而民间评估机构力量很大,也有权威性,可那是多年努力积淀下来的。目前我们能做的,是让评估中心与教育部逐渐脱钩,不再受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够逐渐独立、健康地运行。
  凤凰周刊:今天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是真正有学术创见、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很少,在虚假繁荣和粗制滥造的背后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乱。您在《大学新语》中谈到,因为现在大学的薪资结构不合理,薪水太低而奖励太多,导致很多人“不务正业”争立项、乱报账,但是如果像您建议的提高教授薪水,减少额外收入,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失去进取心,得过且过?好的学术管理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陈平原:学术评估及激励的问题,可以用入职和提职的考察来解决。大学从聘任一个助理教授,到后来不断升职,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对教师的考核,包括工作态度、研究成果、教学水平等,这个考察是长期且稳定的。之所以会出现我说的“不务正业”,忽视日常教学工作,争立项、乱报账,是因为大学管理者对教师工作不太信任,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加强督促。用意不错,但过于频繁的考核,会导致老师们倾向于做一些“短平快”的工作,而非埋头长期研究。
          大学管理者通常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如果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如果是好大学,应该选择前者。理由是,好的老师你不必管他,也不用催他,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关系不大,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的突破。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之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大学不能重实用而轻学理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提到,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以及学术研究。反观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更愿意立项目、申请课题,而对于不能很好体现成果的教学工作,忽视甚至无视了。您怎么看待教学的重要性?教学和科研该如何平衡?
  陈平原: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的校长和教授都会表示教学很重要,但是否真的重视,则是另一回事。教书基本上是个“良心活”,教学的认真与否以及效果的好坏,只有老师和自己的学生知道,很难用一套硬指标来衡量。而科研是可以用论文、著作、专利等成果形式来衡量的,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教师们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科研上。
          总的来说,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应该拉开距离,后者对教师的科研成果不该有过高的要求。若学校以本科教学为主,类似美国的文理学院,则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应相对放松,这才可以在教学方面提更高的要求。否则,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但因各种评估及排行,如今各学校都格外看重论文数字;而这些硬挤出来的论文,到底有多大价值,学界中人大都心里有数。
  对于大学来说,以教学为中心,乃天经地义。若忽略了“传道授业解惑”,将大学办成了研究院,成果再多,也都有违教育宗旨。
  凤凰周刊:您在《大学有精神》中谈到中国大学“重实用而轻学理”的现象十分严重,担心过分讲求实用,大学会沦落为“人才工厂”。但另一个实际情况是中国的高级技术人才十分短缺,所以是否可以说我们连“重实用”都没有做到呢?对于2014年教育部将600所本科院校逐渐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学校的改革主张,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我对于“重实用而轻学理”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大学,不是对所有大学都一概而论。不同性质的大学,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中国两千多所大学,不可能都走同一条路。
          教育部提出的转型思路是对的,我也曾这样主张过,只是决策的时间太晚了。之前本就不应该让那么多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还努力往培养研究生的方向走。升上去很开心,现在要降格则很难。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有差异,应用技术型学校的存在,符合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现在是通过奖励和支持让部分本科学校转型,但最好不要硬性规定。我见过不少转型中的大学校长,他们认为这个大势判断是对的,并且比较自觉地去发展职业培训,通过院系和专业的调整,让学生更适应未来的发展。有远见的校长都明白,整个高等教育迅速提升以后,学生的就业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往职业教育方向走,反而可能海阔天空。所以,一边是市场的诱导,一边是政府的奖励,还有就是教育家的责任与敏感,这“回头路”必须也值得走。
  

  

  
  如何看待“精致的利己主义”?
  

  

  
  凤凰周刊:钱理群先生曾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悲哀,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批评大学精神缺失的一个常用词,您如何看待钱先生的这一批评?
  陈平原:其实,相对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代人共同的精神问题。只是我们把大学视作“象牙塔”,对它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反映的是一代人的趣味和精神状态,其中不乏一些负面的东西, 如缺乏承担大局的观念、意识和眼光,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利益。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整个时代的风气如此,这与小时候的培养、父母的期待、独生子女政策、整个时代的潮流等问题相关,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自恋;第二,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及教育失效,在越来越强调自我的当下社会,教科书中宏大政治理想的灌输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在特别自我的内心感受和特别宏大的道德教育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过渡,两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是整个意识形态建构和学校教育的问题。
          时代不一样了,新一代人的理想也必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代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我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考虑日后的就业问题、房价问题,可以一心一意读书,我相信我的未来。可是,今天的年轻人,各方面的忧虑太多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容易比我们更现实些。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不愿意太苛刻地看待年轻人的自私和自恋。
  凤凰周刊:您在书中谈到,蔡元培、胡适、章太炎、任鸿隽、陈衡哲等学者都对中国传统书院的彻底废除感到遗憾,企图探索一条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您也特别强调大学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和资源结合,中国传统书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您同时在北大和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您认为港中大的书院制度是否能在大陆推广?
  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从教育理念考虑,书院实行的是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有助于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书院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是在华人地区中最成功的,但为什么在香港都没有办法普及?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是合并了新亚、崇基、联合三所学院,最初合并的时候,大学本部只是一个管理机构。到新亚、联合进入沙田校址的时候,才真正成为一所浑然一体的大学。各学院把以前的教学、研究、授予学位的权力全部上交,只保留了日常管理,比如,学生宿舍、食堂、课外活动、奖学金等,把“学院”改成了“书院”。各书院有各自的利益,有的书院富,有的书院穷;各书院又有自己的传统,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技,都不太一样。
          当大陆的高校想学习香港中文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时候,政策的制定都是从上而下的,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制度。一个是从下而上,逐渐凝聚,集合成一所大学;一个是从上而下,硬划成若干书院,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后者要如何培养各个书院的独立性,包括各种制度的设计、单独的财政、学生和老师的凝聚力、大学如何向它们让权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保证“书院制”的有效运行,而不是外在形式,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著述颇丰,但是,在高校“去行政化”呼声高涨的今天,一份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报告和国家评估是否必要?是否应引入第三方评估?
,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不一样了,新一代人的理想也必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代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